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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还晚到了几分。

若放从前，这并非极大的过错，然而那夜他人还未站稳，礼尚还行了一半的时候，便在内阁和六部的面前，被皇帝厉声斥责，张阁老颤颤巍巍的下跪认了错，第二日又赶着交上了罪疏，却仍旧被皇帝斥责为傲慢，将罪疏打了回去。

其实顾正德与张怀宗皆明白，皇帝之所以这般，虽有严惟章一党的人从旁挑拨的原因，却也有更重要的间隙，那便是建恒帝与张怀宗之间，作为皇权与相权的间隙。

从前张怀宗坐上首辅之位时，日日兢兢业业，在皇帝眼中自然是难得的治世能臣，可待到时间越长，张怀宗这首辅之位坐的越稳，门下的学生越多时，便越发不得建恒帝喜欢，而最重要的，作为天子的建恒帝，自然认为自己为国cao劳，偶有的放松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也是该有的。

可事实证明，在内阁的某种制约下，这似乎变得恼火了几分。

从前建恒帝想要在宫中多建几处道观，以表自己对道教的一片诚心，却被首辅张怀宗以国库不足为由婉拒，且在张怀宗眼中，此等事为皇帝的私事，并非国事，即便修建，也当建恒帝动用自己宫中的私库。（注：就是皇帝的私房钱。）

后来建恒帝觉得自己的天子道袍皆陈旧了，想要命苏州织造局多送些御贡的上好绸缎，做上十来身新衣，却又被张怀宗以绸缎供需紧张，婉言请求皇帝缩减一些，当着文武百官的面，皇帝又如何会怒然驳斥，毁了自己勤俭爱民的圣名，只得眼睁睁看着十来身的新衣缩减成了两三身。

此类种种的事情，自张怀宗奠定稳了身为首辅的基底，让皇帝不得不听劝谏之时便开始，一直延续到今。

而事情最坏的不只是此，更在于这矛盾的双方皆未看到自己的不妥，建恒帝认为自己已是仁义之君，不沉迷后宫女色，也并不贪财享乐，只不过劳累于政务后难免想要放松一刻，修修道，听听经罢了，相比于大兴土木，修建几座道观，又算得什么。

而这一切在张怀宗面前，便是当谏之事，修了一座道观，便会再想修十座，做了十身新衣，便想再做二十身，这本是人贪图享受的本性。然而大兴一直以来处于内忧外患之间，北有鞑靼，南有倭寇，国内因为天灾人祸，更是偶有叛乱。

如此时候，无论是作为皇宫还是内阁，或是朝臣百官，都当紧衣缩食，只要保证俸禄能按期发放，没有生活的后顾之忧，便该足够了。

正因为基于这样的矛盾，皇帝旁人自然是不敢劝的，量谁也没有胆子会到皇帝面前说你要节俭两个字来，如此之下，无论是与张怀宗相交的好友，或是其门下的弟子皆会对其劝慰，让他于这些事情上偶有放松些。

然而这二十年来，张怀宗始终坚定不移，旁人觉得这是固执，顾正德却是知道，这是信念。

当一个人为了毕生的信念，即便平日里再圆滑之人，都会为此而矢志不渝。

可也正因为这样的信念，建恒帝与张怀宗这位首辅渐渐背道而驰，在这其间，严惟章却充当了另一个角色，在建恒帝眼中，严惟章算是最为贴心，最为听话的人。

他想要修道观，严惟章认为这是敬仰天意，他想要做新衣，严惟章更是道他平日太过清俭，偶尔多做几身新衣，并没有什么不可。

因而在张怀宗越发失宠之时，严惟章却是渐渐得了帝心，也渐渐的走向了决策的最高点。